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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集资诈骗犯罪的司法认定和预防治理

作者:陈思田 于博  发布时间:2012-11-09 09:57:57


                            

    目前,集资诈骗案件在我国各地的媒体上不断曝光,其涉案金额、涉及受害者人数均呈明显上升趋势,一定程度上威胁了金融管理秩序,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从规范层面看,理论界现有的集资诈骗罪研究在目的、节点、证据、对象等方面尚存认识误区;从司法实践看,这些误区已导致了具体个案的定性差异甚至“法出多门”;  从犯罪防控治理看,各地对非法集资诈骗犯罪的预防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做法单一,效果式微。集资诈骗罪的司法认定关涉到罪与非罪(普通民间借贷与刑事犯罪)、此罪与彼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集资诈骗)的重要定性问题。立足于现有研究与司法实践,确定其标准、统一其尺度,构建防控治理系统,对于准确处理集资诈骗类个案,有效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资行为,及时预防重大经济犯罪并制约其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深入推进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民间借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的关系——目的与“度”的衡量

民间借贷是与银行借贷相对应的概念,指公民及其他组织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在国家允许的利率范围内向他人借贷,其是一种非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融通形式,现实生活中在个人或单位之间非常普遍。民间借贷也可存在“吸收他人资金,出具凭证,并且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特征,但其不需要依法批准,只要符合法定形式特征(如利率规定)就是合法的自治行为。  

与民间借贷不同的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指未经批准,通过还本付息,吸收公众资金用以从事资本及货币经营的行为。  二者主要区别体现在吸收资金之目的上。从国家允许民间借贷可知,法律禁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并非禁止个人或单位吸收资金,而是禁止其未经批准从事金融业务——用所吸收的资金放贷,从事资本与货币经营。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行为是作为一项金融业务而定位的,对于公司、企业或个人之间为解决生活困难或开展生产经营而发生的民间融资行为,即使未经批准可能会涉及违反相关金融行政法规,但只要不是从事金融信贷业务,就不会侵犯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保护法益。由此,从资本货币经营的意义上去理解存款,即可明晰民间借贷与银行吸收存款的区别,厘清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界限。

    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诈骗方法是指行为人采取虚构资金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或者其他骗取集资款的手段。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个人未经有关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非法集资数额较大才可成立本罪。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  非法集资是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范围宽泛、形式和特点多样,行为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等,其都是筹集公众资金并且破坏金融管理秩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可谓非法集资行为的表现形式之一。  虽然广泛存在的非法集资行为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但是在已有经济、行政法规予以规制的情况下,立法对非法集资行为的犯罪化是有选择的。刑法只是对以特定方式实施且法益侵犯严重的行为予以类型化入罪,除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亦规定了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和集资诈骗罪等,除此之外的非法集资行为即使危害结果再严重,也只能以经济、行政措施处罚。  相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名之基础性意义,集资诈骗罪是非法集资犯罪中的特殊罪名。从罪名适用看,这是一个“度”之逐步变化与处罚加重的过程。此外,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不能仅凭较大数额的非法集资款不能返还的结果进行推定,而要综合考虑行为过程的各个方面。行为人将大部分资金用于投资或生产经营活动,将少量资金用于个人消费或挥霍的不宜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集资诈骗罪的司法认定与证据收集——精细、科学、全面

  (一)司法认定若干问题明晰

   1、关于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

   一方面,欲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一般须对行为人主客观内容进行综合考量。但鉴于集资诈骗罪涉案人员多、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社会影响大、涉嫌金额巨大等特点,行为人非法占有故意的时间节点,应当定于集资之初,以便于从犯罪整个过程分析把握非法占有目的与行为,亦利于尽可能消除社会对立面,有效统筹集资款项,及时追回赃款赃物,此符合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月21日《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对集资诈骗罪的指导性精神。

   另一方面,可从四个角度即“集资理由、集资方法、履约表现、违约后的态度”认定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1)集资理由,即行为人发起集资活动是否具有真实的集资项目和资金需要。在集资诈骗案件中,行为人往往从一开始就虚构资金用途,编造子虚乌有的集资项目及文件,并强调投资的高回报率。而正常集资活动的行为人都是因为公司、企业存在扩大生产和经营发展的现实需要而萌发对外集资的计划。(2)集资方法,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如果出现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或方法,通常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在依据行为方法对非法占有目的进行断定时,须从严把握,具体应考察几个方面:一是看诈骗行为是否是集资的主要或唯一手段,构成本罪所实施的诈骗行为,往往是取得集资款的主要或唯一手段;二是看诈骗行为所虚构事实的程度,并非在案件事实中只要含有虚构成分或虚假因素,就构成诈骗,而是要考察行为人虚构的事实是否属进行集资诈骗的主要和关键事实,是否足以直接影响被害人的判断。 (3)履约表现,集资诈骗的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目的,一般不具有返还集资款的意图,而是将集资款主要用于挥霍或其他非法活动,不进行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具体可以从经营活动的情况——是否有经营活动、经营活动是否合法、经营活动是否符合一般市场规律、经营活动是否使用了集资款的主要部分等方面对非法占有目的进行综合判断。同时,亦应辨明用于经营活动的集资款在募集资金中所占的比例。如果行为人将小部分资金用于投资或者生产经营,将大部分资金转移或用于个人挥霍,通常可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4)违约后的态度。行为人在违约后逃跑,肆意挥霍资金,抽逃、转移、隐匿财产,隐匿、销毁账目或者假破产、假倒闭等,则可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2、关于向社会募集资金的认定

   关于犯罪数额的认定 

集资诈骗罪以数额较大为犯罪构成要件,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的以一般违法行为处理,不应认定构成犯罪。数额较大,通说指“所得数额”,即诈骗行为人通过实施集资诈骗行为实际得到的财物数额。数额较大的标准,目前司法解释中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0年5月7日印发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中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个人集资诈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2)单位集资诈骗,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此是追诉标准,究竟是否为“数额较大”的标准,尚待商榷。  对于“数额较大”的标准,应尽快出台相关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规定。在新的解释未出台之前,实践中应按照《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中规定的追诉标准的起点数额十万元作为数额较大的起点。

4、关于犯罪形态的认定

对于本罪的犯罪形态,应以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他人资金作为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只要行为人已经实际控制了他人资金,不论被害人的财产是否遭受了实际损失,均成立既遂;若行为人尚未实际控制他人资金即被察觉或被司法部门抓获,则成立未遂。行为人采用诈骗手段非法集资并达到非法占有集资款的目的而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如制作虚假证明材料,非法制作集资凭证,炮制集资宣传材料,为开展非法集资设立机构、开设银行账户、招募人员、组织分工等,有集资诈骗故意的,可以认定为犯罪预备。行为人在实施非法集资的过程中,自动放弃集资诈骗行为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集资款损失的发生,属于犯罪终止。实践中,由于有关部门开展有力的政策法律宣传或者合力部署专项整治,一部分行为人认清了集资诈骗的危害性和罪责的严重性,幡然悔悟,主动关闭非法集资机构,取消集资项目,退还投资者集资款,构成集资诈骗的犯罪中止。  由此可见,多部门联动的宣传引导与综合规制对于集资诈骗罪的预防及相应的社会稳定风险防控具有不容忽视的成效及意义。

(二)证据的收集与整合

合理完备的证据收集与整合可正确认定、有效打击集资诈骗犯罪,可避免因侦查起诉中证据收集不足而使本应按集资诈骗定罪量刑的行为定性为法定刑更轻、证据要求较松的罪名,以防止行为人由此滋生侥幸心理,变相逃避相应的刑事责任。

1、主体要素证据的收集

即考虑是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单位犯罪的要义在于集资诈骗私人目的性和私人资金控制性。一是考虑单位是否依法成立以及设立是否以违法犯罪为目的,或者成立后是否主要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二是非法集资决定是否为单位意志;三是非法集资是否为单位所有,还是被个人占有、私分,而对于涉及多个公司的情形下,公司之间的投资关系以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如何。  四是借条上的表述是公司借款还是个人借款。

2、主观故意证据的收集

即非法占有主观故意推定的要素收集。(1)收集涉案所有书证。包括:犯罪嫌疑人设立公司的财产及贵重的家庭财产、所有账册,合同、提取已经支付或尚未到期的借条;工商注册登记资料、会计师事务所相关注册、增资资金的资料;犯罪嫌疑人供述中涉及的所有书证;犯罪嫌疑人手机和电脑硬盘数据;犯罪嫌疑人所有银行账户及银行往来凭证。(2)收集犯罪嫌疑人身边工作人员以及近亲属证言,收集资金去向以及是否构成集资诈骗共犯的证据;(3)收集所有集资户的陈述;(4)案件涉及帐册、单据、银行往来账册应当进行司法会计鉴定,明确嫌疑人的集资诈骗数额。 

3、行为人供述与辩解等相关证据的收集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以查清整个集资诈骗过程,要求犯罪嫌疑人:对于提取书证进行辨认,以确认借条内容的真实性;说明账册、凭证、单据、批文、文件、印章等证据的真实性,有无利用这些证据进行诈骗的事实;说明各种记事簿、便条本以及电话、手机等通讯工具、电脑上的各种信息;告知犯罪嫌疑人司法会计审计鉴定书,听取其意见,以确定有无遗漏;重视犯罪嫌疑人的辩解,查清任何有利于嫌疑人的线索,确保案件公正处理。

通过上述证据收集,整合出集资诈骗罪的证据锁链,促使集资诈骗罪名证据体系更加严密,有利于正确、稳妥地打击集资诈骗行为,规范金融秩序,有利于实现对集资户利益进行及时有效的保护。

三、集资诈骗罪的预防治理与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合力联动引导宣教

    集资诈骗犯罪影响范围广,关涉群众切身利益,极易引发群体事件,社会稳定风险较大。故应采取积极措施,坚持惩防并举、合力联动、宣教引导,全力规范金融秩序,维护群众利益,确保市场稳定,实现社会和谐。

(一)建立联动机制,合力协作治理

建立由公安牵头,金融、工商、检察院、法院、边检等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合作的联动规范机制,共同加强对集资诈骗犯罪的综合治理。金融机构对大额资金的流向及动态随时掌握、全时监控,发现异常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工商部门对注册成立的公司严格审查并经常关注其运营情况、资产状况和资金流向等情况。对虚假注册、违规经营的公司,工商行政执法部门及时予以取缔,防患于未然。公安部门应建立多警种协同作战的打击经济犯罪组织网络,与刑侦、治安、技侦、网监等警种建立广泛的情报信息交联机制,构建大范围多层次的经济安全防范网络和实时治理系统。  一旦发现涉嫌集资诈骗行为,公安系统须迅速成立由多学科人员共同参加的专案组,对非法集资诈骗的主犯及其同伙采取强制措施,及时固定证据,详细侦查取证。公诉机关对于集资诈骗案件须细致审查、查遗补缺,完善指控证据体系。法院应依法、依证据稳妥审理、果断裁判、铸就铁案,以在社会上树立明确的“法治投资风向标”。

(二)强化金融监管,加大资金扶持

首先,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监督意识,强化金融部门的监督防范机制,实现金融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全面堵塞金融体制中存在的漏洞。其次,强化人民银行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的查处和取缔职能,推行人民银行、工商、外经贸、税务等部门对金融机构的联合年审制度。再次,加强企业及其生产经营管理,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和市场秩序。  最后,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扶持。集资诈骗大案的背后通常暴露的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因此,对于经营能力和信誉良好、管理规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政府要加大扶持资金的投入,降低银行放贷门槛,尽可能从源头上扼杀非法集资的动机。

    (三)联合基层组织,注重预防应对

建立由司法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预防非法集资类犯罪的专门机构,与基层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等当地基层组织共同制定定期座谈、联席沟通及实时协助机制,确定非法集资类犯罪预防排查长期合作关系,形成准确、高效的非法集资信息统计报送路线,实现此类犯罪基础信息整合的“早、准、全”及共享的“快、广、灵”,以扩大对该类犯罪的侦查面,增强对该类犯罪的警惕性、预见性,提高对此类犯罪打击的准确性、及时性,始终把握预防犯罪治理的主动权。

    (四)重视引导宣教,营造法制环境

司法机关应结合非法集资犯罪的典型案例,定期、有针对性的对易受骗人群进行法制宣传,使之了解此类犯罪的特征、手段和形式,教育群众提高防范意识、克服贪便宜的心理弱点。  同时,充分发挥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体作用,宣传最新金融政策以及打击集资诈骗犯罪的法律法规,通报集资诈骗犯罪活动的新手段和新特点,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投资方向和依法投资观念,使非法集资诈骗无立足之地。

(五)丰富金融产品,扩大投资渠道

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非法集资比较少见。转型期我国的经济环境,民间资本充足,而投资渠道相对狭窄,银行对企业或个人的贷款通常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和相对苛刻的约束条件。民间投资渠道单一是非法集资案件频发的重要成因。  我国的金融市场正处于发展阶段,社会存在大量的民间资本。由此,政府应尽可能地完善金融市场,丰富金融产品,为当地闲散资金寻找合法、安全的投资渠道,满足民间资本投资的需要,此不仅可彻底铲除非法集资类案件滋生的土壤,亦可使民众能在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同时从合法投资中获得收益,进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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