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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被遗漏被害人权利的民事救济

作者:王蒙  发布时间:2012-11-09 10:26:09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法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变相吸收为主要表现形式,即以借贷、投资、集资为名吸收不特定社会公众的资金,并承诺到期还本付息。近两年来,由于我国民间金融借贷市场监管的缺位,以借贷方式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例可谓屡见不鲜,且已成高速增长趋势。 

由于相关规范性文件对于以借贷等名义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已有明确的追诉、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该类案件的定罪处罚不存在多大的问题,问题在于该类案件往往有众多的出借人,而并不是所有的出借人都能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被害人。被认定为该罪被害人的出借人尚可在刑事定罪量刑之后,依照刑事法律中有关赃款赃物追缴返还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挽回损失,但对于该罪中被遗漏的被害人来讲,由于其在救济途径上的尴尬处境,目前尚难以有效并尽快的挽回损失。鉴于目前民间金融借贷市场严峻的形势及以借贷名义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行为的高发性,该问题的解决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否则不利于社会及经济秩序的稳定。

一、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被遗漏的被害人”的定义

本文所讨论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被遗漏的被害人”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刑法学中的概念,而是由于相关“被遗漏的人”在救济途径上尴尬处境的相似性并出于表述上的便捷而概括出的概念(在下文的叙述中,如不专门说明,均指该意义上被遗漏的被害人)。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被遗漏的被害人”的人员指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被遗漏的被害人”指的均是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人出借资金而尚未收回的人。

(二)两种被遗漏的情形

本文中所谓的“被遗漏”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刑法概念,其仅不限于指刑法上的漏罪或应认定到犯罪数额中去但出于种种原因而未认定。本文中所谓的“被遗漏”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形:第一种是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程序中未被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其向犯罪人出借的资金亦未被认定为赃款。第二种是虽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程序中被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但是其向犯罪人出借的多笔资金中有一笔或数笔未被认定为赃款。

(三)被遗漏的原因

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出现所谓遗漏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1、刑事犯罪证明标准的原因

与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不同,在刑事诉讼中,对某行为认定为犯罪的证明标准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刑事证明标准的严格性导致了在存有众多被吸收人及其被吸收款项的情况下,最终的刑事判决只能对有充分、确切的证据证明系犯罪的部分予以认定,对于证据上存疑的部分则无法做出刑事认定。这就会存在所谓遗漏的情形。

2、被害人的原因

由于在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人出借资金时,往往都约定有高额利息,在刑事诉讼程序启动后,有的被害人处于种种考虑,或因已采取保全措施希图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或因谋求以私力方式进行救济等原因不愿主动向司法机关报案或者报案后不如实陈述,导致遗漏情况的发生。

3、被告人或犯罪人的原因

由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犯罪构成上就具有向社会不特定的多数人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的特点,在被告人或犯罪人向司法机关供述时,亦有可能存在遗忘,无法全部交代所有被吸收人及其被吸收的款项,这也是导致遗漏的原因之一。

4、司法机关的原因

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大,但由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的被害人人数很多,在侦查、起诉、审判的过程中,若在工作存在疏忽,也有可能遗漏被害人。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被遗漏的被害人在救济途径上的尴尬处境

目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被遗漏的被害人在救济途径上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即无论是刑事、刑事附带民事还是民事,该三种救济途径在其适用上均存在一定障碍:

(一)刑事救济途径

虽然我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了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但是,对于本文所述第一种被遗漏的被害人(即未被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其向犯罪人出借的资金亦未被认定为赃款)来讲,相应刑事案件已经刑事程序处理完毕,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也已认定,其并没有被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故而其要求通过刑事返还程序获得救济明显不合规定。重新作为同种漏罪请求公安机关补充立案侦查也不具有现实可能性,首先,在之前的刑事诉讼中一般是由于刑事证明标准的问题而未被认定为被害人,重新启动刑事程序仍不一定能够对此定罪处罚;其次,目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频发,且数额都非常巨大,公安机关从人力及案件的紧迫性上考虑,其往往也无法采取补充立案侦查措施。再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有期徒刑十年,在犯罪分子已被判处最高法定刑的前提下,即使作为同种漏罪处理,也无法判处犯罪分子做更高刑期的刑罚,对此公安机关往往更不积极。

对于第二种被遗漏的被害人(虽被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但是其向犯罪人出借的多笔资金中有一笔或数笔未被认定为赃款),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其要求通过刑事返还程序获得救济也不具有可行性。因为在刑事返还程序中返还的只能是已认定为赃款的被害人资金,其相应款项未被认定为赃款,故无法要求通过刑事返还程序获得救济,何况目前的刑事返还程序规定的也比较笼统,司法实践中也存在混乱。同时,重新作为同种漏罪请求公安机关补充立案侦查也不具有现实可能性,理由如前所述。

(二)刑事附带民事救济途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刑事程序已经终结的情况下,附带民事诉讼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如上文所述,重新启动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又极小。

另外,即使启动刑事诉讼,上述两种被遗漏的被害人也无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而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来说,其违法所得的赃款只可能被占有处置,而不可能被毁坏,故而根据上两条的规定,“占有型犯罪应当首先适用追缴与责令退赔,只有在经追缴与责令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的情况下,被害人才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于损害型犯罪造成的损失。” 故而上述被遗漏的被害人也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获得救济。

(三)民事救济途径

上述两种被遗漏的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有以下几个障碍:

1、法院在审判中须坚持不诉不理原则,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审理中,对于公诉机关未予追诉的数额部分,法院无权主动审判。在司法实践中,当上述两种被遗漏的被害人向之前审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的法院或者其他法院以犯罪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时,由于不同司法机关在认识上的不一致,法院往往会以该案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由不予受理,要求被遗漏的被害人通过启动同种漏罪的刑事程序处理。

2、根据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在对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的被害人财产经过追缴或者退赔后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才可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而对于上述两种被遗漏的被害人,其所主张的款项在刑事程序中就没有经过追缴或者退赔;未被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也好,一笔或数笔款项未被认定为赃款也好,必须在另行启动同种漏罪的刑事程序并在经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的情况下方能作为民事案件立案受理。

3、法院对于上述两种被遗漏的被害人不愿作为民事案件立案受理的原因除了前述法律上的原因之外,往往还有刑事政策方面的考量。所谓“被遗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被吸收存款的人处于种种考虑不愿向司法机关报案或希望通过私力进行解决,这大大不利于打击犯罪、也不利于尽快查明案情并解决问题。

4、最终处理结果上的考量

当法院认为上述两种被遗漏的被害人及其被吸收的款项与之前已结刑事案件中认定的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及其赃款类似的情况下,往往会考虑与刑事案件被害人赃款返还尺度、处理结果相一致的问题。刑事案件中的返还往往是按照被吸收的借款本金加上按银行同期存款或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返还(在能足额全部返还的情况下);而若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则应按照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返还借款本金及其利息,由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当事人约定的利率一般远远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故而有可能导致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刑事案件中认定的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不一致,被遗漏被害人的实际获偿数额可能会远远高于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实际获偿的数额。这有可能引起已获偿的刑法意义上被害人的不满甚至引起群体性事件。同时这也有可能造成不良的示范效应,导致以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的被吸收存款的人故意不通过刑事案件进行处理,不利于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遏止其近几年数量猛增的趋势。

综上,上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被遗漏被害人若想获得救济,无论是刑事程序、刑事附带民事程序,还是民事程序,都有相当大的障碍。上述三种救济途径走不通,意味着其他途径更是遥不可期。这显然不符合实体公正,难以维护其合法权益。

三、问题的解决路径——民事救济途径的可适用性

(一)民事救济途径适用上的合理性

如前所述,上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被遗漏的被害人在救济途径上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十分不利于其权益的保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其客观方面的构成上要求行为人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存款或变相吸收存款,三人及其以上为“众”,所谓“公众”, 其“本意是指行为对法益侵犯的范围广、程度重,可能具有实质违法性。‘不特定’说明人员的延散性、不可控性和可波及范围的广泛性,是把握公众含义的重要向度”。 故而,该罪不仅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还具有高利率、高风险的特点,一旦资金链中的一环断裂,则其上游全部环节都面临着巨大损失。加之该罪具有极大的覆盖面、影响面,若人数众多的被害人特别是被遗漏被害人的权益不能得到保护,则极有可能产生集诉集访和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故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被遗漏被害人权益的保护不仅是微观上回复财产归属原有状态的问题,也是宏观上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大局的问题。故而,在刑事、刑事附带民事救济程序存在适用障碍的前提下,应考虑民事救济途径的可适用性。

(二)民事救济途径适用上的合法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可见,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尚可在刑事追缴或退赔不足时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对于被遗漏的被害人来讲,应完全可依《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提起民事诉讼。

(三)民事救济途径问题的解决及民事实体法律的适用

实质上,被遗漏的被害人在救济程序上处于尴尬的境地不是一种立法或法律问题,而是一种法律适用或法律解读问题,其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进行救济的主要障碍是法院对于是否系刑事案件同种漏罪、刑民处理不一致易导致其他被害人反弹及法院审判质效等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完善相关措施予以解决。

1、人民法院对于所谓被遗漏被害人提起的民事诉讼,如认为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同种漏罪,则应首先与公安机关联系移送事宜,征求公安机关的意见。在与公安机关协调移送事宜不成的情况下,法院应受理相应的民事诉讼以保护被遗漏被害人的权益。

2、运用人民法院审查认定合同效力的权力保持与刑事案件处理的一致性

在立案或审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法院其实也处于一个尴尬的局面。若不受理则面临被遗漏被害人方面的巨大压力,若受理之后又面临着审判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难题。因为多数以变相形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案件均是约定了高额利息,刑事案件中的返还程序均是按照返还本金并支付银行同期存款或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返还,而面对相应的民事案件,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借款合同的有效性问题。如认定合同有效,则应按约定的利息或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判决予以支付,这明显高于刑事返还程序中返还的数额和标准,极易引起已按刑事返还程序返还的刑法意义上被害人的反弹或不满,甚至引发信访集访。若认定合同无效,则似乎理由不是太充分。

笔者认为,完全可以通过运用人民法院审查认定合同效力的权力以保持与刑事案件处理的一致性。在审理上述被遗漏被害人提起的民事诉讼时,对于其涉及的相应借款合同,应依法认定无效,并按照刑事返还的标准判决被告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理由如下:

非法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之所以入罪,是因为向不特定多数人的多笔借款数额巨大,已冲击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不利于国家金融秩序的稳定。其实从单笔的借款分析,每个借款合同均是有效的,证实由于有了其他多笔借款的存在,才导致合同无效。故而对于被遗漏被害人与犯罪分子签订的借款合同来讲,虽然其在刑事案件中未予处理,但由于其亦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人所借的借款,其与其他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犯罪数额的借款一道共同冲击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从而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而应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以此理由认定合同无效后,则利息的计算标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3、加大对此类案件的调解力度,全力化解纠纷

法院在审理被遗漏的被害人提起的民事诉讼时,要加大调解力度,多向双方当事人作释法析理工作。同时可采取现立一个典型案件,在典型案件判决完毕后作为样本向其他被遗漏的被害人做调解工作,以此促进案件调解解决。

四、结语

鉴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中被遗漏被害人的尴尬处境,人民法院及其他司法机关要树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首要性原则,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寻求对其救济的途径,以妥善保护其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威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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