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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集资诈骗案刍议

作者:周平波  发布时间:2012-11-09 10:30:13


一、吴英案审理始末 

2009年12月18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吴英于2005年5月至2007年1月间,以给付高额利息为诱饵,采取隐瞒先期资金来源真相、虚假宣传经营状况、虚构投资项目等手段,先后从林卫平、杨卫陵、杨卫江(均另案处理)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余元,用于偿付集资款本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实际诈骗金额为3.8亿余元。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吴英不服,提出上诉。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后,裁定驳回被告人吴英的上诉,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后裁定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受害人造成重大损失,且其行为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危害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鉴于吴英归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并主动供述了其贿赂多名公务人员,其中已查证属实并追究刑事责任的3人的事实,综合考虑,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二、法律界人士关于吴英案的分歧

近几年来,吴英案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原因除了女主人公吴英本人的“传奇”经历和神秘色彩引发人们的好奇心之外,还因为本案被赋予金融改革、民间借贷、司法公正等很多含义,新华社连发两文关注,海内外都在热议。关于本案,学者、司法机关、律师、社会各界的争议都很大,引发出旷日持久的“战争”。笔者现将法律界人士不同的观点分述如下:

(一)吴英的行为是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

吴英的一审和二审辩护人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张雁峰律师认为,吴英的行为不能构成集资诈骗罪。第一、吴英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作为80后年轻人,不可能明知自己经营企业不会有高于其借款利息的利润;其集资的款项绝大部分用于公司经营管理、购置房产、房地产开发、购置汽车等,都是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事业;有一部分用于归还本金和支付利息;只有一小部分用于购买珠宝,但事实上购买珠宝也属于一种经营,并非 “肆意挥霍”。部分借款尚未返还,是由于种种原因客观上无力返还,而不是有能力返还主观上故意霸占不予返还。第二、吴英并没有伪造虚假的证明文件,没有编造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企业或项目。其借款时只是称做生意,或者称缺少资金,不存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第三、公诉机关指控吴英的借款对象只有11人,且全都是亲戚朋友和熟人,完全是特定人员,根本不属于“社会公众”。总之,吴英的行为完全是一种民间借贷行为,虽然有诸多不规范之处,包括超出法定的贷款利率,侵犯了金融管理秩序,最终造成巨额款项无法返还,仍属于合法的民间借贷纠纷。

被誉为“中国最伟大的律师”张思之先生在致最高法院的函中指出,吴英未使用诈骗的方法。“集资诈骗罪脱胎于诈骗罪,故有诈骗罪的一切特征。……吴英案,其集资对象都是本地亲友及放贷人,并非社会不确定公众;查其资金去向,也大多流入当地实业领域,属合法经营范畴。换句话说,吴英未利用信息不对称,虚构投资项目诈骗债权人。”张雁峰的同事韩嘉毅律师认为,从本案客观方面上看,吴英没有欺骗他人、放贷人也没有错误的认识、交付给吴英财物不是由于错误的认识,而是基于信任,所以,就算不考虑主观方面,案件本身就不够诈骗罪,更不够集资诈骗罪。

北京大学经济法博士、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钟瑞庆认为,在三个关键的构成要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上,吴英的集资行为都无法满足集资诈骗罪的认定条件。首先,不能仅仅因为其许诺高息,即认定其属于“以高息为诱饵”。高息是资金的供求双方达成一致的条件,而不是资金需求方特意设置的诈骗方法。其次,注册公司本身是一个事实,换言之,吴英没有虚构事实,欺诈并不存在。第三点,用非法集资款购置房产、投资、捐款,本身并不构成欺诈,只要事实本身存在,就不能构成欺诈,同样也不能构成“虚假宣传”。只有依赖于不存在的事实,或者虚构事实,才能构成虚假宣传。而且,即使进行了这些虚假宣传,只要投资者并不依赖于这些信息作为投资的决策,就仍然不能构成欺诈。钟博士还认为,商业运作和融资的具体方式总是不断创新的,很多成功的商业运作,都曾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因此,融资模式可行性的认定,最终只能转向事后认定模式。然而,事后认定模式本质上是遵循“成王败寇”的逻辑。这就演变为“因为你失败了,所以你当初也知道你自己必然失败”,这样的逻辑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被业界誉为“中国刑辩第一人”的田文昌律师认为,集资诈骗罪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为前提的,如果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基础上又还有非法占有目的,把钱挥霍了,那就构成集资诈骗罪。吴英将所借资金的400万元为自己买服饰买包,有600万元用于请客吃饭,总共1000万元,仅占总集资额的百分之一点多。根据这个比例认定她是挥霍,理由不充分。其次,吴英的借款对象是特定的,因此其行为也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二)吴英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

本案的公诉机关及审判机关均持此观点,本案二审审判长,浙江高院法官沈晓鸣专门就此进行了详细阐述,理由是:第一、吴英是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并向社会公众作虚假宣传的方法非法集资。吴英在向他人进行高利集资时,均虚构投资商铺、做生意、炒期货赚钱等各种虚假理由,如在向林卫平、杨志昂等人集资时,她虚构合作投资广州白马服饰城地下商铺;在向杨卫陵等人集资时,虚构炒铜期货赚了大钱,等等。但实际上,白马服饰城地下商铺纯属子虚乌有,炒期货亏损近5000万元。吴英为给社会公众造成其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采用短时间大量虚假注册公司来装扮东阳市本色一条街。支付保证金后,一次性签订大额购房协议、高调参与大宗地块竞拍,制造轰动效应,但事后又不购房、购地,分文不付;将骗购来的大量珠宝堆在办公室炫富,或随意送人,在公众面前制造暴富假象,蒙骗集资对象及他们的下线。一旦有中间人拉来资金大户,吴英即带其参观本色公司一条街,提供大堆虚假购买房地产协议和用诈骗款购买的房产证,从而使得为数众多的受害人对吴英的财富信之不疑,“自愿”将巨额款项投给她。到集资诈骗后期,吴英还伪造了4900万元假的工商银行汇票和私刻了两枚广发银行业务专用章。第二、吴英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吴英自2006年4月成立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前已负巨额债务,其后又不计条件、不计后果地大量高息集资,根本不考虑自身偿还能力,对巨额集资款又无账目、无记录,他人不知道钱从哪里来流向哪里去;吴英刚开始集资的回报条件就达到每万元每天30元至50元,后期集资的回报条件更是由受害人说了算,吴英曾指示帮助其集资的人:什么条件都能答应,只要能拿到钱就行。集资款筹到之后,吴英除了将少部分非法集资款用于注册传统微利行业的公司以掩盖真相外,绝大部分集资款并未用于生产经营。参与竞拍土地将价格抬到最高拍得后就不支付余款,因此仅被没收的预付款、定金、保证金就达4000多万元;用集资款购买1亿多元珠宝,随意赠送他人、或摆在办公室炫富等。吴英本人供认在不到一年时间内个人吃玩和购物花费就有1000多万元;吴英喜欢车,用集资诈骗来的钱购买法拉利、宝马等豪车40多辆共计近2000万元,可以认定肆意挥霍。吴英的上述种种行为显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方法集资。

关于社会各界广泛提出的集资对象是特定的人员的问题,沈晓鸣指出,吴英案的直接受害人虽只有11人,但其中仅林卫平、杨卫陵、杨志昂、杨卫江4名受害人的集资对象就有120多人,而这些人的下线就更多了,涉及几乎整个浙江省,都是普通群众,因此,认定为向社会公众集资于法有据。

笔者亦同意此观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吴英虽然未直接向社会公众借款,合同虽然具有相对性,但吴英对林卫平等人及下线的款项从社会公众吸收而来是明知的,仍然不惜一切代价骗取资金,并以各种形式的广告、签订大量购房协议等方式,向社会公众虚假宣传其一夜暴富的神话,以骗更多的不明真相的公众资金,其行为在实质上属于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非法集资,具有公众性,法院的定性是准确的。

(三)吴英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吴英以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逮捕,直到金华市检察院起诉,罪名才变成了“集资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案情的发展变化,证据的完善,事实逐渐查明,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吴英本人在二审中亦持此观点。张雁峰介绍说:“她自行辩护时说话不多,但4月6日会见时她透露了可以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该罪的最高刑期是十年。”吴英对本案查明的事实并不否认,此举表明其在审判过程中采取的策略,不具有实质上的意义,在二审过程中,律师仍为其作了独立的无罪辩护。

三、吴英案引发的思考

(一)关于死刑的适用

凤凰网曾就吴英案专门进行了民意调查,在6532份投票中,反对判吴英死刑的意见占据了压倒性优势,88%的网友选择了不应该判死刑。经济学家刘业进教授也向1万多人做过吴英被判死刑的调查,94%的人认为法院的裁判有问题,只有6%的人同意判决吴英死刑。

财经评论家马光远暗讽吴英判处死刑可保住一批在位官员、巩固官办金融垄断地位,抑制中小企业的发展。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甚至称杀吴英即为杀人灭口。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万科集团王石、北京汉卓律师事务所李长青律师等均表达了吴英罪不至死的观点,呼吁“刀下留人”。

基于本案的基本事实及争议,最高法最终未核准吴英死刑立即执行。由此也引发出对集资诈骗案判处死刑的一系列大讨论。众所周知,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十三种经济犯罪的死刑,其中包括三种金融诈骗犯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唯独保留了集资诈骗罪的死刑,笔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因为生命权高于财产权,这是一种普世的现代价值取向,而且在国际社会,经济犯罪不判死刑,已经成为基本的刑事司法原则,废死经济犯罪死刑已成为立法的大势所趋。

我们知道,在吴英案之前出过不少“集资诈骗罪”案件,案件的主角大多被判死刑,如温州的郑乐芬、长城公司的沈太福、江苏的邓斌、丽水的杜丽敏、台州的王菊凤等。事实证明,死刑并不能阻止“集资诈骗罪”案件的连续发生。案件发生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值得立法者去思考,进而完善立法。

(二)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界限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民间金融逐渐浮出水面。然而,民间金融的发展与现有的金融管制模式之间,存在激烈的冲突。在现有的金融制度下,金融机构往往从自利本性和对风险控制的角度考虑,主要为大企业和国企服务,中小企业和个人很难从银行贷到款。因此,中小企业或个人要发展,只能转向地下钱庄借贷。现实已经在悄然之中发生了巨变,而法律的逻辑,却还执着于上世纪80 年代的经济现实,因此才有孙大午、吴英案件的发生。我国现有的银行体系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极大的差距,高效的民间资金弥补了这一缺陷。可以肯定,只要不合理的资金使用体制不变,只要国有金融机构盘剥式的存贷差不变,民间金融就不可能消失。

在前文提及的凤凰网的民意调查中,九成以上的人反对取缔民间借贷,其中47%的网友认为民间借贷应该合法化,仅有不到一成的网友即8.7%的人认为应该取缔民间借贷。

吴英案充分暴露出了民间融资“谁来管,怎么管,法律责任、安全港的设计”等种种难题,而过分依赖于刑事处罚来规制民间融资中的不当行为,轻则无法达到预防的目的,重则导致过分遏制民间融资的发展。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李有星认为,立法逻辑应同时关注融资双方而不是仅偏重于融资者,这是实现规制效果的关键。通过信息监测、风险预警机制、政府登记备案、民间借贷征信体系等监管设计,从而使民间融资走上一条法律与政府共同监管的阳光大道。

财经作家吴晓波(微博)曾认为,“一个很可能的情况是,再过若干年,随着中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吴英们的行为竟是符合商业规律和合法的。”

2011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态,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民间借贷应规范化、阳光化。

立法已经开始行动。2012年,国务院在浙江温州和广东深圳试行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开始了全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破冰之旅。最高院刑二庭对非法集资案做出具体说明,要求各地准确界定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商业交易的政策法律界限。未经社会公开宣传,在单位职工或者亲友内部针对特定对象筹集资金的,一般可以不作为非法集资。孙大午案若是发生在今天,正应了吴晓波的预言。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关于人民法院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推进金融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强调,各级法院要正确适用司法强制措施,与政府相关部门一道统筹协调相关案件的处理,防止金融风险扩散蔓延。要加强对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理财咨询公司等市场主体融资交易的调研和妥善审理相关纠纷案件,规范融资担保和典当等融资行为,切实防范融资担保风险向金融风险的转化。

作者手机短号:662127

电子邮箱:zhoupingbo@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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