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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亲和力的理念思辩与实现路径

------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作者:张媛媛[1]  发布时间:2015-04-01 09:55:48


    在社会科学领域,亲和力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在所在群体心目中的亲近感。司法亲和力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是指司法主体与社会公众相互间关切与亲合的程度,表现为司法活动对公众需求的关注与满足程度,公众对司法活动的认知、认同程度。本质上,是司法对于社会要求的高度满足性和社会对司法的高度信赖性和亲和性。[2] 当前我国的司法裁判难以获得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司法的公信力还难以令法院内外满意,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司法亲和力上存在不足。本文从对司法亲和力的概念解析入手,对我国司法亲和力的现状做出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期望对司法公信力的提高能起到促进作用。 

    一、司法亲和力理念的多维解析 

    司法的源头与初衷既不是法学家的设计,也非司法者的创构,而是植根于生活的一种现实需求。作为法律之适用的司法,实质上是一门关于正义的生活艺术。司法权,作为“法院享有的,对当事人的事实问题和法律主张依法进行判断,以维护法的价值的终局性权力”,[3] 是司法正义的守护神,是司法权威的直接体现者。但是,司法权威的获得,不是靠司法的威慑、威严、冷漠、神秘、生杀予夺及不可接近性获得的,而是通过公正的判决来形成的。司法活动的特殊性及司法权的本质属性决定了要实现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就必须充分提高司法的亲和力。 

    (一)从司法活动的历史渊源进行分析。现代司法活动的许多组织形式和责任内容,都是从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演变而来的。在那时,“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4] 贴近社会,亲近民众,使得萌芽状态的司法活动具有最大的亲和力。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注重情理的礼仪之邦,在这种土壤里孕育出来的司法制度无疑也应具有亲和力。 

    (二)从司法权本身的性质进行分析。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判断是一个认识活动、一种思维活动,在此活动中,法院所要解决的是他人的纠纷,其本身不陷入任何权益之争,而处于超然的中立状态,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通过举证、质证、认证等环节,凭借理性和良知自然裁判。透彻的说理和公正的判断,当然离不开一定的亲和力,整个过程,法官不但应该是公正的,而且更应是亲和的,“甚至具有父亲般的慈严”。[5] 

    (三)从司法活动的价值目标进行分析。司法活动着重追求两大诉讼价值:一是正义,二是效率。为了实现正义与效率,必然要求诉讼的各项制度、措施具有易接近性和可操作性,为当事人提供必要的方便。这样,不但保证了正义能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增强程序正义,而且可以消除当事人诉讼中的紧张情绪,迅速查明案情,形成公正的判决,实现实体公正。因此,司法活动只有充分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体现其应有的亲和力,消减当事人不当的对抗情绪,避免诉后无谓的上诉和无穷无尽的申诉,提高效率,才能真正实现司法活动的价值目标。 

    (四)从司法活动的社会效果进行分析。作为掌握司法权力的法官,本身并不能成为司法公正的标准或者判断者,在其将司法作为产品设计、制造以后,就必须接受当事人、媒体及社会公众更严格、更客观的评价。同时,社会认同体现了一种深藏于集体意识中的正义情感,意味着人们确信判决是被广泛而普遍地为同一法律辖治下的居民所共同信奉而遵循着,能够体现法官裁判行为的社会价值,并为判决提供正当性和合法性资源。如果缺少社会公众对司法的普遍认同,司法的运行效果就会受到人们的质疑。 

    二、司法亲和力不足的成因分析 

    从司法实践运行样态来看,自20世纪年代末期我国开始建立现代司法制度至今,审判方式改革逐步推进,法官素质明显提高。实践司法公正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增强,案件裁判质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法官裁判的社会认同度却并没有随之提高,涉法暴力事件时有发生,而背后评论直指司法不公。[6] 这一方面意味着司法制度权威性的弱化和消解;另一方面,长此以往,将从深层导致社会心态的改变,滋长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和不满情绪,影响社会成员对司法的坚定信心和信念,同时也将使得司法主体丧失自信心和自豪感。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司法运行的过程中,忽略了公众对司法亲和力的需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司法裁判过分关注技术性而忽略伦理性,削弱了司法的亲和力。司法裁判的技术性是指裁判适用程序法与实体法的精确度,它是一个好的裁判形成的基础和保证;司法裁判的伦理性是指裁判过程和裁判结果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嵌合度,它是一个裁判能够成为好的裁判的重要条件。回顾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对司法裁判技术性的偏爱,常常成为司法裁判远离社会民众的一大诱因。[7]由于司法裁判伦理性的缺失,“法律被一套复杂的行业语言所垄断,被法官们神秘威严的面相所幻化。以至于,普通的民众每天在各种各样的法律中生活,却似乎又感到法律离他们的生活愈来愈遥远,愈来愈变得令人难以理喻,愈来愈失去可触及性和亲近感。”[8] 

    (二)法官把握法律精神的能力不足,削弱了司法的亲和力。现代司法对法官的司法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国著名法官卡多佐曾精辟地指出,“法官要追寻影响或引导他得出结论的‘那种影响力’,要掂量各种可能冲突的考量因素——逻辑的、历史的、习惯的、道德的,法律的确定性和灵活性等等”。[9] 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法官,不能成为呆板的法律售卖机,而是要不断吸纳立法本意、法律原理和原则等各种法律要素,体会其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念,在其固有的法律素养、情绪好恶等个人因素的溶冶下,作出具有“那种影响力”的判决。也就是说,司法制度和法官的尊荣,不仅要符合相对静态的法律规则,还要追求所处时代价值群体的认可。 

在我国,法律精神主要体现在法律原则中,然而对于法律原则,往往被视为仅具有道德上的象征性意义或政治上的宣示性意义。[10] 同时,基于当前我国法官把握法律精神的能力显然低于现行司法活动的要求及社会公众的预期,在实践中表现为法律原则适用的茫然或肆意的倾向,这种法律适用上的偏差,大大削弱了司法的亲和力。 

    (三)法官把握社情民意的能力不强,削弱了司法的亲和力。“对于一个正向法治目标迈进的国度来说,法律是司法机构和法官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但是中国传统上又是一个‘礼俗’社会,法律不可能成为解决所有纠纷的‘灵丹妙药’,法律以外的因素如道德、情理也是司法过程中不可忽略的。判决不仅是单纯的法律责任的判断,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可能造成一系列社会影响的司法决策。”[11] 在我国,人们更愿意从伦理道德、实质合理性及自身利益的角度看问题,而很少从合法性与公共利益的合理性角度来评价纠纷和司法,因此法律评价标准与社会的道德评价标准常会发生脱节的现象。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充分认识到道德评价标准与法律评价标准之间的相同之处与差异,体现法官对当事人权利的平等保护和对当事人的亲和力,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最终使民众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过程与结果更深入、更广泛地认同。 

    (四)诉讼的高成本与低效率,削弱了司法的亲和力。司法的低成本和高效率是司法贴近社会,亲近民众的要求。一般来说,诉讼成本及诉讼效率与司法正义成反向关系,如果诉讼成本越低,而诉讼效率越高,人们能够经济而便利地通过诉讼来解决社会纠纷,那么诉讼就会成为受人们欢迎和推崇的纠纷化解器;如果诉讼成本太高,而诉讼效率低下,通过诉讼来实现的司法正义就会被贬值或抵消,在公众看来,司法服务就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用的奢侈品,就会放弃诉讼而谋求其他低成本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司法的社会功能也将被削弱。当前,我国的诉讼成本虽有所降低,但与之相伴是诉讼效率依然较低,这些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司法的亲和力。 

    三、司法亲和力的实现路径 

    在现行的司法制度下,对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司法来说,面临的不仅是不健全的法律制度,还有不断变化和日益多元的社会价值观念。比如有时法官很难找到可以适用的法律去解决纠纷,而有时合乎法律规定的裁判效果与公众的需要存在冲突,而不得不根据社会价值观念调整司法活动,以满足公众对司法的需要。可见,在中国的司法改革和具体司法活动中,首先需要考虑的不是司法者与立法者的关系, 而是司法者和社会公众的关系。因此,司法的过程不仅是法官主观理性适用法律制作判决的过程,也是社会公众对司法产品进行评价并进而决定是否接受的过程。[12] 通过对前述司法亲和力不足的原因分析,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司法的亲和力: 

    (一)健全和谐司法机制,增强裁判的伦理性。认真贯彻“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指导方针,坚持以人为本,强化人性化司法意识,加强审判公开,在政策与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予确有困难的涉诉群众和弱势群体以特殊的关注和帮助,使当事人在得到公正裁判的同时切身感受到司法的人文关怀,感受到司法的亲和力。 

    (二)加强诉讼指导释明,打造温情诉讼环境。塑造刚柔并济的司法制度,必须充分重视软性司法手段的运用。一方面,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具有权威性。无论是法律制度本身,还是法院的建筑、标志,都在向社会传达着神圣庄严的声音;另一方面,法律运作当中又包含着浓浓的人情味,呈现出一种柔性。司法只有刚性与柔性兼具,才能够具有温暖的平和的威严。作为法官,可以通过合理的释明,将刚性的晦涩难懂的法律用朴实无华的语言传达给当事人,使司法充满温情。法官的释明主要应包括诉前的风险告知,诉中的辨法析理,诉后对裁判文书的讲解及对当事人诉后行为的指导,司法之门是为公众平等敞开的,不能由于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能力上的不平等,使法庭成为强势一方玩弄诉讼技巧的竞技场,也不能由于人民群众法律知识的欠缺,使司法晦涩难懂,疏离于大众。 

    (三)准确把握法律精神,提高法律适用水平。在司法审判中,对法律精神的把握直接影响着司法活动的社会效果。“有时候,由于法官强烈追求法律效果的意识,社会效果的实现可能会打些折扣,这就需要一定的折衷技巧,通过法官自身独有的司法理念过滤,使法律规则得到富于个性化的展示,并体现在具体案件的程序运作和裁判结果中”,[13] 使裁判结果达到社会大多数人认可的状态。这种司法理念的过滤过程实际上就是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和运用的过程。如前所述,法律精神主要体现在法律原则之中,因此,若要准确把握法律精神,必须在审判实践中合理运用法律原则,努力提高法律适用的水平。而法律原则(概括条款)系留给司法者的造法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预先设计的法律对特殊案件个别性的让步”。[14] “法律原则是需要去证成的东西。”[15] 论证过程可以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说明如何将原则与个案结合,产生适宜于该案的价值评断与规范,对外开示法官适用法律原则的思维方式,有利于使原则的适用得到公众的认同。 

    (四)合理运用公序良俗,实现司法和谐统一。对于公序良俗,诚如卢梭所言,“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取代权威的力量。那就是风尚、习俗,尤其是舆论。”[16] 法官在运用公序良俗裁判案件时,主要应当考量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这种公序良俗是否符合一般法理,能否体现公正正义的价值;二是这种公序良俗是否有利于人们的心身健康和人类自身的发展;三是这种公序良俗是否有利于社会良好风气的弘扬,是否符合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四是这种公序良俗是否符合社会所尊重的伦理要求,是否有利于社会关系的调整。 

    (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有效提高诉讼效率。为实现诉讼经济目标,诉讼程序的设计,应当通过寻找最科学的途径,以最少的人、财、物,在最短的时间界域内,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对公平、正义、自由和秩序的需要,实现人们对较高程度诉讼效益的要求。“在制度设计以及个案审判中,应当恰当配置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成本与责任,尽可能增加当事人民事权利司法实现的便利。”[17] 鉴于前述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的高成本、低效率问题,新《民事诉讼法》已经确立诚实信用原则在诉讼中的基础性原则地位,它既是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的行为准则,更是法官行使审判权、履行审判义务的行为准则,是法官平衡各种诉讼利益的基准。[18]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应当充分运用诚实信用原则,制裁制裁不守信用、恶意诉讼的一方,保护诚实守信的一方的合法权益。通过发挥诚实信用原则在审判实践中的统帅和指导作用,充分保护诚实信用方的合法权益,能够在保障程序公正的同时,尽可能地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以更好地满足公众的司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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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为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法官。 

[2] 赵芳:《司法亲和力的法理思辩》,载《法律适用》2007年第1期。 

[3] 孙万胜:《司法权的法理之维》,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5] 樊学勇:《法官社会角色的定位》,载《法律适用》2001年第8期,第32页。 

[6] 谢新竹:《论判决的公众认同》,载《法律适用》2007年第1期。 

[7] 贺小荣:《司法判决与社会认同》,载《人民司法•应用》2008年第7期。 

[8] 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9] 苏力:《波斯纳及其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10] 葛洪义:《法律原则在法律推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 

[11] 肖扬:《中国司法:挑战与改革》,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1期。 

[12] 邵泽毅:《和谐司法的现实困境及其制度应对—从社会效果的立场分析》,载《山东审判》2007年第5期。 

[13] 何良彬:《论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创造性释法》, 载《当代法官》2005年第1期。 

[14] 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页。 

[15]  [美]贝勒斯:《法律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16] [法]卢俊:《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第7页。 

[17] 顾培东:《从经济改革到司法改革》,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18] 汤维建:《论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载《法学家》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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